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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使用费纠纷案
2015-06-25 17:12:44 来源:www.gdlhlaw.com 作者:广东理恒 【 】 浏览:637次 评论:0
案情摘要
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被告:上海市A公司(简称A公司)
被告:上海市B公司(简称B公司)
被告:C集团有限公司(简称C集团)
被告:D有限公司(简称D)
被告:D(上海)有限公司(简称D(上海)公司)
被告:上海A广告公司(简称广告公司)
一审受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受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996年5月8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张学友上海演唱会组织者——上海市A公司、上海市B公司、C集团有限公司、D有限公司、D(上海)有限公司、上海A广告公司侵犯其著作权,要求被告支付著作权使用费。这是中国大陆第一起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
  1993年12月,张学友个人演唱会欲在上海举办,上海市A公司、对外文化B公司会同C集团等单位办理了演唱会的批文、许可证、落实演员、安排A事宜,并作了其他前期准备工作,后演唱会因故推迟。1994年10月经批准,决定恢复举办张学友上海演唱会。
  1994年11月10日,D(上海)公司(甲方)与广告公司(乙方)签订了《张学友国内(上海)演唱会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艺人张学友作为上海演唱会唯一表演者,乙方负责申请所有和演唱会有关之批文及签证……。1994年11月20日的《文汇报》和29日《新民晚报》分别刊登了'94张学友上海演唱会的广告,载明:主办单位上海市A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B公司、D有限公司,承办单位上海A广告公司。
  1994年12月17日至22日晚,在上海体育馆分别举行了五场张学友个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张学友演唱了《相思风雨中》等30首香港、台湾歌曲及一首其他歌曲。其中,有香港和台湾词曲作者创作词曲的歌曲为12首,改编词曲的歌曲为15首,改编歌词的歌曲为3首。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系以集体管理的方式代表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非营利机构,从事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该协会与香港词曲作者协会签订了1994年1月生效的《相互代表合同》,该合同规定,香港词曲作者协会授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自己名义行使其享有表演权的全部作品,并有权以集体管理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并收取使用费,有权通过包括诉讼方式在内的各种方式对未经授权、擅自表演的侵权人追究法律责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获悉该演唱会举办后,就有关著作权许可及使用费事宜,向A公司、B公司等交涉未果,遂提起诉讼。
  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认为诸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著作权使用费591,387元及利息116,800元;支付原告调查被告侵权行为的合理费用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答辩称:
  (1)根据著作权法第35条"表演者使用他人为发表的作品演出,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表演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当按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应由表演者支付著作权使用费,而非演出组织者,因此应由港台权利人向表演者主张权利;
  (2)取得演唱会主办权,签订合同的是D,而非D(上海)公司,D(上海)公司虽然在A合同上盖了公章,但是为母公司D代盖;
  (3)C公司与艺宝娱乐制作(香港)有限公司已有协议,著作权使用费由后者支付;
  (4)广告公司与D(上海)公司已有协议,关于著作权使用费的支付若有任何问题与广告公司无关;
  (5)A公司、B公司从事的是公益性行为而非营业性行为,且未参与A利润的分配,不应支付著作权使用费。
法律问题
  1.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否有权主张本案系争的权利,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2.著作权使用费究竟由谁来付,主办单位还是表演者张学友?
  3.A组织者的内部约定是否具有外部效力?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4.著作权使用费应如何计算?
法院判决及理由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为著作权人的集体管理组织,其通过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对本案系争的30首已发表的港台音乐作品被用于营业性演出,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原告的该项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演出组织者使用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表演,从事营业性演出,直接获取演出门票收入,为营业性演出的直接受益者,应当支付著作权使用费,这是演出组织者应尽的义务。被告A公司、B公司、C集团、D(上海)公司和广告公司系'94张学友上海演唱会的演出组织者,A公司、B公司从事举办演唱会批文、许可证等工作,D(上海)公司提供演唱会表演者,负责舞台、灯光、音响等工作,广告公司参与经管演唱会演出收入及从事演出安排等职能工作。上述单位从事演唱会的组织活动,为营业性演出活动的权利义务主体,负有共同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法定义务,但未履行义务,是对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应承担连带民事责任。按照有关规定,演出组织者应按每场门票收入的7%,向著作权人支付其使用音乐作品的报酬。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代表音乐著作权人行使权利,故上述被告应共同向原告支付报酬。被告D虽在演出广告中被载明为演出主办单位,但实际上未参加演唱会的组织活动,不是权利义务主体,故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A公司、B公司参与了营业性演出的组织活动,办理了有关手续,并领衔主办演唱会,虽未主张获取收益,系自愿放弃利益,与著作权人无关,此举不能对抗被使用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这一善意第三人,不能免除其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义务。被告D(上海)公司在有关协议上盖公司印章的行为,直接表明了被告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应就其民事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作为A组织者,自身所负的义务在未取得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因与他人签订有关协议或案外人的承诺而转移或免除,有关协议对抗著作权人之条款无效。
  1998年7月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被告上海市A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B公司、C集团有限公司、D(上海)有限公司、上海A广告公司共同向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系争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费550,635.38元,利息人民币207,810元,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执行完毕。(2)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诉讼费13,531元,由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负担676.55元,被告上海市A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B公司、C集团有限公司、D(上海)有限公司、上海A广告公司共同负担12,854.45元。
  1998年7月, 上海市A公司、D(上海)有限公司、上海A广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为:原审原告主体不合格,不具有诉讼主体地位;A组织者应为七家:E(香港)有限公司、F公司、G文化发展公司、D有限公司、上海A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B公司、上海A广告公司,而非原审所列5家;目前法律并未规定延迟交付著作权使用费要付利息。
  被上诉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一审答辩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演唱会主办单位是实际参与举办演唱会的单位,仅在相关批文和广告中出现过但未实际参与演唱会举办的单位不是张学友上海演唱会的举办单位;被上诉人主张的著作权使用费及利息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逾期利息计算的,合乎情理。
  2001年7月,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诸被告分别达成和解协议。诸被告承诺共同支付原告著作权使用费55万元,后实际支付10万元。各上诉人相继请求撤回上诉。2001年7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各上诉人撤回上诉。
评析(一)
(一)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否有权主张本案系争的权利,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鉴于本案是中国大陆第一起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知识产权诉讼,有必要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加以介绍。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是指“代表著作权人的集体组织,授权不同的使用人使用该组织成员的作品,并收取报酬分发给著作权人的行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代表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社会组织,通过把每一个成员的作品使用权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以一个统一的、法律承认的作者集体代表的身份与使用者交往,以协调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保证著作权人权利的实现,提高效率,减少和避免纠纷。它的主要职能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作者向作品的使用者发放著作权使用许可;向使用者收取著作权使用费,根据著作权的使用情况向著作权人分配使用费;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者提出包括诉讼在内的法律交涉;建立国际间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网络,维护本国作者在外国享有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随着复制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技术的发展使得作品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使用手段日益多样化。著作权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确切了解自己的作品何时何地被使用,更无法收取报酬,因此著作权人需要一个机构代表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最先起源于法国,后来被世界各国所肯定,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的集体管理组织。1826年,18个国家的音乐演奏权联合会组成了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至今已有近170个会员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于音乐作品来讲,则更为恰当和必要。因为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较之一般作品更为容易传播和使用,作为著作权人的词曲作者的信息有限,精力不足、分身乏术,不可能亲自追踪、监督与控制所有使用其音乐作品、演唱其歌曲的行为。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对于音乐作品的许可使用及报酬转收是国际上普遍使用、行之有效的行业惯例与经验模式,已为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和各国著作权法律制度所趋同。由于作品的使用往往是超越国界的,为实现著作权人的全面利益,集体管理组织往往通过签定著作权相互代表协议,互相授权,在各国和地区形成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全面网络。
  香港词曲作者协会是国际作者、作曲者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它的著作权来自于其会员将自己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对该协会的转让。该协会的每一个成员在入会的时候必须与协会签定一个合同,明确约定,会员作为转让者“将其目前所有或今后在其继续保持该协会会员资格期间将由其获得或将归属其所有之全部音乐作品在全世界各地存在之全部表演权以及这一表演权之各部分(不论是否受时间、地点、欣赏方式或其他方面所限),连同这一表演权之全部利益归属于该协会,包括在其继续受该协会支配期间完全归该协会所享有”。这一合同约定表明,香港词曲作者协会会员已有的和未来创作的全部音乐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表演权均转让给该协会,以授权该协会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会员现在与将来之全部音乐作品的表演权。本案涉及的18位词曲作者均系该协会成员,因此,所涉及的24首歌曲的表演权均已转让给香港词曲作者协会这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自己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使。
  我国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刚刚建立不久,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经版权局批准于1992年12月成立的,并于1994年参加了国际作者、作曲者联合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国家版权局“负责批准设立著作权管理机构,涉外代理机构和合同纠纷仲裁机构,并监督、指导其工作”。《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表演、录音或者广播外国作品,适用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有集体管理组织的,应当事先取得该组织的授权。”国家版权局根据上述规定批准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并规定“协会是以集体管理的方式代表音乐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非营利机构,从事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协会管理的范围,限于音乐作品的非戏剧性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协会的基本职能是:1.登记音乐作品;2.基于音乐著作权人的授权向音乐作品的使用者发放许可证;3.向音乐作品的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分配给音乐著作权人;4.追究侵犯音乐著作权者的法律责任。”1993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中也规定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自己的名义对音乐著作权人委托的权利进行管理。发生纠纷时,根据合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01年10月27日生效的新著作权法第八条明文规定了“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诉讼、仲裁活动”。这就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
  1993年11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香港词曲作者协会签定了《相互代表合同》约定,无论是在“目前已经存在”,还是“在本合同期限内将产生”的双方所拥有音乐作品,在对方所涉及的“管辖地域范围”内,相互由对方代表己方在对方的“管辖地域范围”内行使表演权。换言之,香港词曲作者协会享有表演权的全部音乐作品,其在大陆的表演权自1994年1月起已全部转让给本案原告以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名义行使,即原告有权以集体管理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收取使用费,也有权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包括诉讼的各种方式对未经授权而表演作品或未按支付表演报酬的侵权人追究法律责任。
  因此,在本案中香港词曲作者因创作而原始取得著作权,香港词曲作者协会经作者授权继受取得著作权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通过与香港词曲作者协会的合同约定继受取得该权利,成为本案系争的二十四首歌曲的著作权人,因此,享有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
  另外,本案还涉及到台湾词曲作者创作的十首歌曲(其中四首与香港词曲作者享有著作权的二十四首中的四首重合)。'94张学友上海演唱会的时间是1994年12月,当时香港尚未回归祖国。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早已加入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我国也于1992年12月加入这一公约。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这一原则当时也适用于仍处于殖民地状态的香港地区。因此,依据《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十六条“表演、录音或者广播外国作品,适用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有集体管理组织的,应当事先取得该组织的授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取得了香港词曲作者对二十四首歌曲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而对于台湾同胞的著作权,我国采取的是与大陆民事主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的政策,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的第三十五条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表演者使用他人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进行营业性A,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该规定在2001年10月27日通过的新著作权法中已被取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人地址不明的,应在一个月内将报酬寄送国家版权局指定的机构,由该机构转递著作权人”以及国家版权局公告(第2号)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职能的规定“根据国家版权局公告(第1号)由中国版权研究会承担的著作权使用费的收转工作,涉及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广播和录制发行的这一部分,改由协会承担”,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享有对法定许可使用报酬的转收权。根据诉讼之前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查实,举办单位在演唱会举办后的一个月内,并未向台湾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因此,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依法取得要求演唱会举办单位支付报酬的权利。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案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享有对系争的三十首歌曲的权利,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进一步讲,本案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建立完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存在,各个单独的权利人难以主张、甚至难以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而且诉讼成本和社会成本也将会大增加。其实,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一面双刃剑,不仅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为作品的传播提供途径,还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合法使用作品的便利条件。如果本案的举办方合法的使用作品,直接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报酬,较之分别向各词曲作者支付报酬更加便捷和经济。
评析(二)
(二)著作权使用费究竟由谁来付,主办单位还是表演者张学友?
贯穿本案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是谁侵犯了著作权的使用权,谁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坚持认为依法应当由演唱会的主办单位支付著作权使用费,而被告D(上海)公司等则坚持认为应当由在演唱会上演唱这些歌曲的艺人张学友支付著作权使用费。
  就案件的当时,与此相关的规定主要有: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演出,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表演者使用他人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实施条例中下用语的含义是:……(七)表演者,指演员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第四十五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表演者应当通过A组织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第五十五条规定:“本条例由国家版权局负责解释。”国家版权局颁发的《A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演出组织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使用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依本规定向著作权人付酬,但著作权人声明不使用的除外”。
  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认为认定付酬义务人的关键在于“营业性演出”,“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的使用者的定位基准不是歌是谁唱的,或者琴是谁弹的,而是谁在使用他人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进行营业性演出的表演者主体可以是演员个人,也可以是演出单位。进行营业性演出的演出单位可以是长期成建制的单一的演出团体,也可以是临时组建的由多个民事主体集合成的演出组织。'94张学友上海演唱会就是由A公司、B公司、D(上海)公司和广告公司诸单位合伙举办的一次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进行的营业性演出,进行演出的是这些单位而不是张学友个人。举办单位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表演者,即民事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经济利益与风险的承受者。演员只是该演出单位的雇员,其演唱行为类似于职务行为或雇员行为,民事责任由雇主承担。张学友得到的是其劳动报酬,是雇员在付出劳动后雇主给予的工薪对价,而不是经营红利或利润分配。
  而被告则坚持认为,根据实施条例的规定,表演者指的就是演员和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只是通过A组织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法院在审理中采信的是原告的主张,即由A组织者承担责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意图的解释和文件效力的区分上。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表演者是包括演员和演出单位的,但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却将表演者仅限定于个人,演出组织者只是支付报酬的途径。但根据国家版权局却明文规定了是由演出组织者向著作权人付酬的。因此矛盾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冲突。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我国法律规范的层级分为:宪法——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其中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规章只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参照适用。著作权法应该处于第三层次法律的范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国家版权局的规定则是部门规章。由于语词上的含糊,造成了法规与法律的冲突,规章与法规的冲突。法院依据国家法律——著作权法的规定,承认表演者包括演出单位无疑是正确的,但法律的规定的确存在着语意不清之嫌疑,极易产生歧意。
  2001年10月27日生效的新著作权法对原法进行了修改,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的,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对这个问题正本清源,表明了立法的初衷就是由演出组织者承担付酬的义务。
评析(三)
(三)演出组织者的内部约定是否具有外部效力?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被告广告公司辩称其就著作权使用费问题与D(上海)公司多次磋商,在得到该公司作出其与艺宝公司(张学友之代理公司)交涉,如有任何问题与广告公司无涉的保证并签定相关协议后,才进行演唱会的具体操作。C集团称其于1993年与艺宝公司签定协议书,艺宝公司保证该演唱会演出所使用之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已得到相关著作权人的许可,有关音乐作品的著作使用费由艺宝公司向权利人另外支付。该主张的真实性问题和效力问题已由法院作出认定,在此并不展开论述,问题的焦点在于演出组织者的内部约定能否对抗著作权人之权利。
  本案的权利主体涉及两类权利人,其一是演唱会演唱歌曲之词曲作者,因创作而取得原始著作权;其二是香港词曲作者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因原始权利人合法受让 而继受取得著作权,是著作权的继受主体。关于系争作品的著作权只有这两类主体可以处分,他人无权干涉,无论是张学友还是艺宝公司都无权处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是A组织者的法定义务,不能因非权利人的承诺而减轻或免除。
  另外,在演出组织者与著作权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因作品的使用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经债权人(著作权人)的许可,取得许可和支付报酬的义务不能由债务人(演出组织者)与第三人的约定而擅自转移。演出组织者与著作权人之间因侵权而形成侵权之债,合同当事人之间违约而形成的违约之债,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简单相互抵销。
  本案诸被告在演出活动中实际上构成一种类似于合伙的民事法律关系,按照传统民法有关合伙的理论,合伙人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因合伙产生的外部债务由合伙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诸被告不能以其内部约定对抗著作权人。如果被告所主张的协议合法订立且真实存在,在被告向权利人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合同之债向违约方追偿。
评析(四)
(四)著作权使用费应如何计算?
  著作权使用费的计算是本案最后、也是最为实际的一个环节,它关系到著作权人的权益最终能否得到实现。原告主张的数额是依据1993年8月1日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演出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办法》计算的。该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演出作品采用演出收入分成的付酬办法,即从每场演出的门票收入抽取一定比例向著作权人付酬。付酬比例标准:按每场演出门票收入的7% 付酬。但每场不得低于应售门票售价总额的2.5%.门票收入是指扣除演出场地费用后的实际收入。”对于著作权使用费的数额,当事人并无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在是否应支付利息。被告认为,利息是孳息的一种,只有借贷行为、存款行为、票据行为、融资租赁行为才能派生出利息并受法律保护,目前法律并未规定著作权使用费晚交要支付利息。如前文所论述的,在著作权人和作品的使用人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照民法的有关规定,债务人逾期履行债务应当支付逾期利息。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应遵从民法的一般规定,因此,对于著作权使用费的延迟交付也应计算逾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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